王安忆:张爱玲的文艺观 | 星期天文学

摘要: 中国人走进现代,才对悠久的文明生出苍凉的心情,张爱玲身在其中,也不可脱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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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爱玲与《红楼梦》

王安忆

张爱玲的文艺观


第二点就涉及到作者对文学的观念。


《红楼梦魇》第一章《红楼梦未完》,张爱玲检点《红楼梦》几种续书,发现关于尤二姐、尤三姐的描写有不同之处。脂本中二尤与姐夫贾珍早有瓜葛,而且更甚,全本亦是今本第六十四回中,还有蛛丝马迹:“却说贾琏素日既闻尤氏姐妹之名,恨无缘得见。近因贾敬停灵在家,每日与二姐三姐相认已熟,不禁动了垂涎之意。况知与贾珍贾蓉等素有聚麀之诮,因而乘机百般撩拨,眉目传情。”张爱玲从“贾珍贾蓉等”字样看出,并不止父子二人,可能还包括贾蔷。如此不堪,比焦大的恶骂还丑陋。但是在某一种续书里,尤三姐改为完人,旧本第一百十六回宝玉重游太虚幻境竟还遇见她,“如照脂本与贾珍有染,怎么有资格入太虚幻境?”张爱玲如是说。后又写道:“而且二尤并提,续书者既已将尤三姐改为贞女,尤二姐方面也可能是谣言。”张爱玲还断定,续书人还斗胆将前文动掉一句传神之笔:“珍蓉父子回家奔丧,听见二位姨娘来了贾蓉‘便向贾珍一笑’,改为‘喜得笑容满面’。”以取消聚优的嫌疑。二尤的形状在此续本中得到翻案,至少看得过眼,张爱玲是这样去解释的:“但是续书人本着通俗小说家的观点,觉得尤二姐至多失身于贾珍,再有别人,往后的遭遇就太不使人同情了。”在此提到“通俗小说家”,并且,显然是有微词。虽然她数度表示对鸳鸯蝴蝶小说的好感,而划清与五四知识分子写作界线,事实上多少有一点言不由衷。


同一章节,又有一处引我注意。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中,关于妙玉的曲文中有这样的句子“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张爱玲说“落风尘向指为娼”,诸种旧本,续书对妙玉归宿的大方向无出入,都说是被强盗劫走,以曲文透露的命运,应是卖入妓院,续书有含糊其辞的,“不知妙玉被劫,或是甘受污辱。还是不屈而死,不知下落,也难妄拟”;有避而不谈的,写群盗落网,“‘解到法司衙门审问去了,’邢大舅道:‘咱们别管这些,快吃饭罢,今夜做个大输赢,’”断开了;又有甲本经人补写,写强盗被追捕——“恍惚有人说是有个内地里的人,城里犯了事,抢了一个女人下海去了。那女人不依,被那贼寇杀了。”张爱玲讥讽道:“这大概是卫道的甲本的手笔,一定要妙玉不屈而死才放心,宁可不符堕落的预言。”这观念看起来挺五四的,无论对“通俗小说家”的不屑,还是“卫道”的可笑,都与五四有所关系。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张爱玲和五四的关系呢?


张爱玲与五四运动


张爱玲自许“国粹”,比较著名的一句是关于小提琴——“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得多,虽然也苍凉,到临了总像着北方人的‘话又说回来了’,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这一句其实有一种微妙,似乎对小提琴的不喜欢是因为它揭开了人生的真相,使人坠入虚无,而胡琴则是挽回了生活的兴致,有点像中国人的“禅”,将极端的性质中和了。大约是因此,张爱玲常引五四为笑谈,也是在同一篇散文《谈音乐》中,也是同样的著名,她写道:“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她又说:“我是中国人,喜欢喧哗吵闹,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打下来的,再吵些我也能够忍受,但是交响乐的攻势是慢慢来的,需要不少时间把大喇叭小喇叭钢琴凡哑林一一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来,此起彼应,这样有计划的阴谋我害怕。”这话说得很俏皮,又有些自贬,似乎宁可做不讲理的中国人,也不要接受西方人的道理,带着一股拒绝,且又像是遮蔽,遮蔽某一种真情实感,因为言不符实,不符合她一贯以为的人生在走下坡路的悲观。她还有一篇散文,题目就有意味:《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我其实并不情愿到作者散文里去找佐证,一个小说家最能体现对世界看法的是虚构的文本——小说,散文则接近自供,提供的是旁证,最后还是回到小说。这篇散文题目是“洋人看”,而不是“张看”,这双洋人的眼睛是不是可以解释作启蒙的发现?是张爱玲不愿意向五四新文化妥协,借“洋人”作一个障眼法。“洋人”也是不那么恭敬的一个称呼,稍比“番人”好一点点。从洋人的眼睛里看见了什么呢?《秋海棠》里最动人的唱词“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很平常的一句,但在秋海棠的境遇里“凭空添上了无限的苍凉感慨”;《红鬃烈马》薛平贵的自私,却依然写成一个好人,“京戏的可爱就在这种浑朴含蓄处”;《乌盆记》里冤魂幽禁在便桶里,“西方人绝对不能了解,怎么这种污秽可笑的,提也不能提的事竟与崇高的悲剧成分掺杂在起”;还有《空城计》,她“只想掉眼泪”,因觉得诸葛亮内心或许有“不值得”之感,于是“锣鼓喧天中,略有点凄寂的况味”说是西方人不懂,可明明又是“洋人看”,倘若没有洋人的眼睛,这些“况味”大约是得不出来的。中国人走进现代,才对悠久的文明生出苍凉的心情,张爱玲身在其中,也不可脱其影响。


她还有一篇散文《谈看书》,文章只谈两部分,一是西方小说是民国小说,没有提及五四新小说,感觉她越过了五四,直接从西方里获取养料。显然,她对西方小说不如交响乐的反感,前面也说过,她对尤金·奥尼尔《大神布朗》的感动。《谈看书》里她耐心地复述多篇西方小说,并且提到一个人物郁达夫,可见她还是读新文学作品的,她提到郁达夫常用的一个西方概念,她译成“三底门答尔”(sentimental1),她没有直接肯定或否定这个概念,只是以此作为衡量,凡“三底门答尔”的大概都属通俗小说,而“现代西方态度严肃的文艺,至少在宗旨上力避‘三底门答尔””,我认为应是伤感主义的意思吧。以此可见,张爱玲对西方文学观念是很注意而且研究的。有时候一个作者表述自己,会受某一种情绪控制,所以我们要会听话。她谈到美国的“行业小说”,应属“类型小说”,她真看了不少,对它们的路数也相当了解,以为“远不及中国的社会小说”,但也承认趋势下沉。这里又提到新文艺一次“清末民初的讽刺小说的宣传教育性,被新文艺继承了去”,也透露给我们,张爱玲还是关注新文艺的。不知道张爱玲有没有读过苏联小说《日瓦戈医生》,倘若读过我估计她会喜欢,它是说当旧生活腐烂了,新生活脱胎而出的痛苦,终于来临平安的时代,乱世里人又好比“寄人篱下”。旧时代的人世,五四是要以启蒙来改造的,而张爱玲则以为是历史的必然,不动是走下坡路,动则也是下坡路。她的小说《五四遗事》,可说将这观念具体和生动化了。


这是一部颇有讽刺意味的小说,主题与鲁迅的《伤逝》接近,说的都是革命的不彻底性,使生活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但不同的是,《伤逝》充满着惋惜的痛楚,《五四遗事》则自头至尾都透那谐谑,犹如一出滑稽戏。故事讲的是一对自由恋爱的男女,女方姓范,文中很西式地称之“密斯范”,是女校高材生,新女性的代表。男方也是很新式地简称一个字“罗”,中学教书先生,已经结婚。五四时期的自由男女仔细推敲总有一点不对于等,女性常单身,革命性的恋爱往往是人生第一次,属初恋;男性却多已经完成封建家庭交予的责任,结婚甚至生子,鲁迅不也有母亲赠送的礼物—朱氏?就这样,已婚的罗和密斯范情投意合,私订终身。这一天罗先生向家中宣布,和妻子离婚,之后便是分居和交涉,拖延数年。密斯范终于等不起了,开始另觅婚嫁机会,对象是个开当铺的,不是先进男女里的人,但交往倒已染了时下风气,有点新派的意思,约会吃的是西餐,订婚物也依西方规矩,送枚钻戒。此事刺激了罗,离婚这种事本来“开弓没有回头箭”,只有再接再厉,赔付巨款作赡养费,协议离婚。是不是负气,还是本来就有点厌倦,娶了一位极年轻有钱的王小姐,给王小姐买了一颗更大的钻石。密斯范这头的事却不大顺利,当铺老板到底不怎么信任新女性,又听说密斯范以前交过男朋友,婚事就取消了。罗和密斯范同在杭州城,难免抬头不见低头见,且又挡不住昔日的同道推波助澜,于是巧不巧地,邂逅在西湖,鸳梦重温,旧情复燃。罗又回家和王小姐闹离婚,这一回就是走法庭,打官司再一番倾家荡产,换来离婚书。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对旧好到底走在了一起,照理说应该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事与愿违又是事出必然,结婚后的日子过得就像《花凋》里的郑家,潦倒得很。当年的丽人密斯范呢,无味如《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孟烟鹂,琐碎如《留情》里的敦凤,乖戾则有《金锁记》曹七巧之风范。张爱玲对婚姻似乎一律无兴趣,她笔下的家庭无论旧还是新都没有幸福可言,唯一的例外大约可算《倾城之恋》的范柳原和白流苏,“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终于换来,是一个传奇,其实她又不相信奇迹。罗和密斯范结婚时在西湖边新建成的白色房子,很快变得旧了里边的人旧得更厉害,脆弱时又听说王小姐还未嫁,就有多人事撮合,不叫“纳妾”,而是“接她回来”。再接着,又有罗家族中的长辈诘问:“既然把王家的接回来了,你第一个太太为什么不接回来?让人家说你不公平。”于是,罗就有了三个妻子,朋友们很促狭地取笑道:“至少你们不用另外找搭子。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故事结束,既没有伤感主义“三底门答尔”,也不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严肃,大约有一点从民国讽刺小说移植过来的“宣传教育性”,移植到哪里?她不会同意是新文艺,因为有成见。张爱玲确是现代文学里的一个另类,就依她意见,不归到五四文学,但是无疑地,她是在西方启蒙思想影响下的小说家,从这点说,她又是和五四同源。


张爱玲小说写的多是小市民,既不在知识分子以为有启蒙价值的范围里,也不在左翼文艺歌颂的群体,是被摈弃的人生,但在张爱玲,却是在“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的“成千上万的人”里,以众生平等的观念,不也是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对这平庸的人群,张爱玲自有看法,在散文《自己的文章》里,她为小说《连环套》作辩护——傅雷批评为“恶俗的漫画气息。”她写道:“姘居的女人呢,她们的原来地位总比男人还要低些,但多是些有着泼辣的生命力的。”很有意思,虽然不是革命的,可是有生命力。回头看她的《倾城之恋》,白流苏也是有生命力的一个。她争夺范柳原,是把自己的人生作赌注的,每步跨出去都没有回头路。她随范柳原去香港,先是在舆论上,然后在事实上,成为“姘居的女人”,范柳原则是可进可退,这有点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安娜与佛伦斯基同居,前者被逐出社交圈,后者却依然正常地生活。所以白流苏走出这一步是非常悲壮的,张爱玲给出一个香港沦陷的背景,仿佛是赋予烈士的形象。《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更是原始野蛮,张爱玲的野蛮人是在物质文明里,原始性异化成强烈的破坏欲望。沈从文的原始性是在自然山水之间,和谐美好,现代都会却是原始人的囚笼,势必是可怖的,也会被风雅的先生们视作“恶俗”。


以上就是我对《红楼梦魇》的两点心得,是与认识张爱玲有关。一点是她对人世的看法,人世最好的时候是在儿童,最好不要长大,但是不长大又很尴尬。也是个人处境使然,生活在乱世里,看不到好起来的迹象,哪里有一个大观园?第二点就是她的文艺观,无论张爱玲怎样抽离她和五四的关系,还是时代中人。尤其她对通俗与严肃的分界,显然得之于西方小说思想。


(本文选自《小说与我》王安忆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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