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明的国家是如何变得疯狂的? | 一日一书

摘要: 或许这才是德国人的人性变得残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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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的战争

作者:尼古拉斯·斯塔加特(Nicholas Stargardt)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副标题:1939-1945纳粹统治下的全民意志

原作名:The German War:A Nation Under Arms,1939-1945

译者:宋世峰

出版年:2017-7-1

页数:478

定价:CNY58.00

装帧:平装


内容简介

在《德国人的战争》中,著名历史学家尼古拉斯·斯塔加特利用私人日记、法庭记录和军人信件等非常多的第一手材料描绘出前所未见的战时德国,这里面既有东线战场上的步兵和坦克指挥官,也有大后方的平民。以一个个普通战士、指挥官为出发点,再现战争时他们在纳粹蛊惑和控制下对战争的狂热以及失利后的沮丧和无奈、反抗。本书内容丰富,极具人文精神。为读者提供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前线和后方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作者简介

尼古拉斯·斯塔加特(Nicholas Stargardt),英国历史学家、作家。1962年出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父亲是德裔犹太人,母亲是澳大利亚人。他曾经在澳大利亚、日本、英国和德国生活过,就读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目前是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教授、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欧洲儿童史和纳粹德国社会文化史。

斯塔加特曾经出版过多本关于现代德国历史方面的著作,如关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反军国主义运动的思想和政治史作品《日尔曼思想和军国主义:激进和社会学批判》、首次以儿童视角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纳粹德国社会史的作品《战争目击者:纳粹统治下的儿童生活》等。


各界·推荐

1.观点具颠覆性:大多历史学家都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普通德国公民开始反对战争,但作者发现,直到战争最后时刻,纳粹政权依然受到绝大多数德国人的坚定支持。2、研究资料新颖:本书中主要资料源于参与了这场战争的士兵的私人日记与信件,以及法庭记录等之前尚未开发的一手资料。3、作者权威:作者为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教授、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对于现代德国史研究颇深。


——出版社推荐


斯塔加特在他的新书中描绘出的德国战时全景十分微妙且具有说服力,他带领我们进入到当时各行各业的男女生活,他们遭受磨难,他们在战斗中幸存,日复一日……这本书把这场战争视为一场巨大的破坏性事件,这一事件迫使德国人把广泛统一的爱国主义与一系列残酷的情感相结合。斯塔格尔特给我们展现了一段真正深刻的历史。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本书是对二战史的重要补充,是一项非常有见地的研究。斯塔加特用梳理普通德国人的信件和日记的方法,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见解——(德国人)大部分的精力不是用来关心犹太人的命运,而是放在了食物和性等日常需求上,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一直都只是“背景”存在,或许这才是德国人的人性变得残暴的原因。


——《经济学人》


一流的历史阅读体验!在本书中,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尼古拉斯·斯塔加特详细说明了个文明的国家是如何变得疯狂、普通士兵是如何成为大屠杀刽子手的,以及面对无辜者遭受的屠杀,德国的教会又有哪些作为?


——《华盛顿邮报》


目录

绪论

第一部分 为进攻辩护

第一章 不受欢迎的战争
第二章 消除等级
第三章 极端措施
第四章 大战爆发
第五章 胜利者和失败者
第二部分 1812年阴影
第六章 德国的十字军东征
第七章 首次失利
第八章 共同的秘密
第九章 清洗欧洲
第十章 写给死者
第十一章 轰炸和报复
第十二章 “坚持”
第十三章 回光返照
第三部分 彻底失败
第十四章 挖掘工事
第十五章 崩溃
第十六章 终结
尾声 越过深渊


试读

1943年11月18日,奥古斯都·托波韦恩(August·Tpperwien)博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听到我们在立陶宛灭绝犹太人的消息,从婴儿到老人都没放过,内容很可怕,但显然又极为详细!”他之前曾经记录过有关屠杀的流言,最早是在1939年和1940年,但没有写过这么多。这一次,托波韦恩努力想给这个可怕的事实寻找道德依据。他问自己,战争中杀掉什么人是合法的?他把可以合法杀掉的名单从敌方士兵、在德国战线后方活动的游击队员,扩展到对资敌平民进行有限的集体报复,这些确实都有某种法律依据。但是4天过去后,即11月22日,他自认如此对待犹太人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命令:“我们不仅在消灭与我们作战的犹太人,实际上我们想把他们灭绝掉。”


奥古斯都·托波韦恩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和保守的校长,他从一开始就对希特勒发动的空前残酷的战争心存疑虑。托波韦恩看上去想在道德和政治上保持疏离,以显示自己不苟同于纳粹主义,这种疏离没有以任何具体的反抗行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不服从这个政权,对其说教和要求在“内心里”保持冷淡态度。但是,这种精神上的安全港湾存在吗?能把家书和个人日记里表达出疑虑说成是内部反抗,而不仅仅是透露作者的无所适从和两难处境吗?实际上,直到战争结束的最后日子,奥古斯都·托波韦恩依然忠诚服役。得出“实际上我们想把他们灭绝掉”这个重要认识后,托波韦恩沉默了。他无法使这种观点和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共存,他相信德国在东线的任务是文明的,相信德国是为整个欧洲反抗布尔什维克主义。



直到1945年3月,他才再次提到屠杀犹太人的事,当时他第一次意识到,德国正面临无可避免的彻底失败:“发动这种战争的人是邪恶的。俄罗斯人在德国东部的残暴行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恐怖袭击、我们的反犹斗争(对健康妇女实施绝育术、枪毙从婴儿到老妇的每一个人、向运送犹太人的列车注入毒气)!”德国的失败已为期不远,如果托波维尔把这个命运视为反犹政策的神罚,那么他也清楚,德国屠杀犹太人和盟军袭击德国人实际上性质相同。


回想1943年春夏,从汉堡(Hamburg)到施韦因福特(Schweinfurt),大后方的德国平民都在毫无顾忌的谈论德国屠杀犹太人应负什么责任,显示德国在劫难逃。1943年7月25日到8月2日,汉堡市遭到轰炸,引发规模空前的大火,半个城市被毁,34000人死于非命。很多德国人把这场轰炸和大火视作末日劫难。党卫军安全机构(SD)报告说,由于大城市面临显而易见的威胁,“安全感”在整个德国都“骤然坍塌”了,取而代之的是“盲目的愤怒”。7月25日,即大火燃起的第一天,在德国之外又发生一件事: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当权21年后,在一场不流血政变中被推翻。德国人迅速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在接下来的5个星期中,有报告说人们公开谈论追随意大利模式、用军事独裁取代纳粹政权的话题,认为这可能是与西方“单独媾和”的“最好”方法,甚至是“最后”的方法。


对纳粹领导层来说,这些报告似乎表明民众士气的再次崩溃,1918年的投降和革命又要重演。实际上,这次危机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随着当局对民防系统投入资源,在城市组织大规模疏散,到1943年9月初就平静下来了。随着意大利的大部分地方被德国占领,国防军的战线也稳定了,盖世太保最终对这类“失败主义”论调实施了有选择的打击。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发动的无差别袭击让德国人感到无助,就连广大未遭袭地区也受到影响,他们身心俱疲,没有心思公开议论德国屠杀犹太人该付什么责任,托波维恩等人私下里也没有时间关注这个问题。汉堡轰炸引发短暂的政治危机,其意义在于让这些恐惧浮出了水面:未来的危机将会唤起类似的公开议论,德国人将他们焦虑的罪恶感和受害感混杂其中。


对于德国犹太人来说,大屠杀日益逼近,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对战争的理解,但是其他德国人对一切事物则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最关心的是战争,因此他们也从战争的角度来理解大屠杀。由于双方在力量和选择上极度不平等,对于同一个事件,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也导致了极为不同的希望和恐惧。这个问题影响到我撰写战时德国历史所使用的方法。其他历史学家们强调的是大规模杀戮机器,并且讨论大屠杀为何及如何发生,而我发现自己更关注德国民众是怎样把这个大屠杀当作既成事实接受和消化掉的。它是怎样影响到德国人,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正在参加一场种族灭绝战争?或者换句话说,这场战争是怎样影响到他们对种族灭绝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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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万虚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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